| 建国前夕：近代湖湘文化的曲折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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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xonl.co m 2006-3-11 11:1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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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夕：近代湖湘文化的曲折发展
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是近代湖湘文化曲折发展的时期。
抗日战争的早、中期，湖南近代工业曾经又一度获得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之所以获得这一机遇，首先是因为沿江沿海地区工矿企业的内迁。为了不让占全国工业76%的沿江沿海企业毁于战火，国民政府于1938年制订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决定以贷款和补助等方式，将沿江沿海的工厂迁入内地，建设包括以湖南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以及以湖南衡阳为中心的轻工业小区。1938-1942年，国民政府补助内迁湖南各厂的经费达到166万元。（《抗战六年之工矿》，国民党中宣部，1943年7月7日。）湖南省政府也大力配合支持中央政府的决策，为工厂内迁提供各种便利的条件。其次是湖南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尽管抗战初期，日军侵占过岳阳、临湘，并多次南犯，但三次长沙战役、一次常德战役，把日军阻挡和抑制在新墙河北部，又收复长江以南的失地，恢复战前的环境，这就为包括内迁厂矿在内的湖南近代工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其三是工业品的需求量激剧增长。战事发生，无论是军用品还是民用品，需求量都迅速增长。湖南因为是工矿企业内迁的终点或中转站，一时人口骤增，万商云集。战争使得外地商品难以入湘，从而便为湖南工业产品的营销开辟了广阔的市场。正是有了上述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机遇，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才能步入"黄金时代。"湖南近代工业快速发展的显著表现有二：一是沿江沿海厂矿企业的迁入，改变了湖南境内的工业布局。迁入的企业共有121家，按行业分，有五金机械工业50家，电器工业6家，化学工业8家，纺织工业52家，矿业3家，饮食、教育用具业各1家；按迁入地区分，则主要分布在湘南的衡阳、祁阳、零陵；湘西的沅陵、辰溪、洪江和湘中的邵阳等地。其中1939至1940年间，经常德迁往沅陵、辰溪等地的工厂即达57家，这种局面的形成，结束了湘西地区无近代工业的历史，并在湖南和湘西偏僻地区形成了若干近代工业的新的生长点。二是由于沿江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才，从而促使湖南又创建了一批新的厂矿企业。据记载，抗日战争前，湖南仅有近代工厂90余家。而抗战爆发后，在1937至1942年内，全省共新建各类民营工厂245家，相当于外迁厂矿总数的一倍。加上湖南原有的厂矿企业，在抗日战争的初中期，湖南的近代工业已在全国享有一定的地位。据载，1938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经营的63家近代厂矿中，湖南就占了16家。又据统计，1942年，湖南共有工矿企业501家，占国统区企业总数3 566家的14%；1943至1945年，湖南工矿企业增至935家，占国统区企业总数5 266家的约18%。
然而，湖南近代工业在抗战爆发后所出现的这种快速发展的现象并未能持续多久，从1943年起就开始急剧衰退。到1944年几乎濒临破产。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侵略军在侵占岳阳、临湘后，多次南犯，对湘北、湘东大部分城镇狂轰滥炸，使得湖南工矿业发展的原有那种特殊的环境消失了。1944年豫湘桂战役期间，湘东、湘南的四十余家工厂被迫向广西、贵州转移；而其间激烈持久的衡阳会战，更使一度荟萃众多厂矿、号称国统区第三大经济中枢的衡阳化为一片瓦砾。全城的工商户由战前的5 000户减至1943年的不足2 000户。到1944年衡阳沦陷时，城内便只剩少数小店和摊贩。另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实行维护四大家族利益的政策，扼杀民族工业。一是以抗战名义对主要工矿企业从生产到流通的全过程实行统制政策；二是加重苛捐杂税；三是采行通货膨胀政策。用此种种手段，使得众多的民族企业、工商户因不堪重负而纷纷破产，或濒临倒闭。
如上是国统区的近代工业兴衰情形。至于说沦陷区的工商业(整个抗战期间，湖南有56%的县城沦陷)，情形更加恶化。日军在沦陷区内坚持"以战养战"的方针，极尽敲髓勒索之能事，控制和垄断沦陷区的经济，把沦陷区变为其资源掠夺和战略物资的供应地。在日军的侵略盘剥下，沦陷区工商业萧条、市场冷落，经济完全殖民地化。八年抗战使得湖南工商业亦盛亦衰。人们原以为抗战结束后，可以集中精力投入经济复原和工商业重建。可是不久中国又出现了国共两党长达三年的内战，再度的战争使得经济更进一步恶化与衰败，这种局面一直到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才扭转过来。 责任编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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