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湘文化的历史缺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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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xonl.co m 2006-3-11 11:1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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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历史缺陷
湖湘文化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产生和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但也同样存在着一些缺陷。这些缺陷要之也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化倾向。湖湘文化属于典型的农耕文化类型，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工业经济和商业贸易一直不够发达。进入近代，异常强固的守旧势力使得湖南对于来自沿海地区的欧风美雨深闭固拒，近代化起步较之沿海地区晚了三十余年。但近代急剧变化的时代和环境为湖南政治类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经世致用的学术心理与积极面世的价值取向又为政治类型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思想养料。由于湖湘文化到了近代依然侧重于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而相对地轻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忽视了生产和流通领域，因此相比之下，湖南的经济类型人才十分匮乏。这还因为时局不稳，没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投资者心存疑虑，观望不前；再则也因为湖南号称"鱼米之乡"，大部分湖南人还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以湖南近代企业最发达的矿业为例，甲午战后的十余年间，湖南创办近代矿厂72家，其间有39家不几年就倒闭。大官僚袁树勋(湘潭人)手中积累了大量的货币，然而他不去发展近代实业，而是以少量的资金在家乡开设粮行与典当，以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江西的萍乡煤矿去牟利。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共收录近代湖南名人110名，其中资本家仅聂缉(衡东人)一人。聂长期在上海经营华新纺织局，手中也积累了不少货币。本来他也想在家乡开办实业，但当他1904年携巨款回湘时，面对湖南动乱的局势，立即打消了办实业的念头，而是将巨款用来在洞庭湖区领垦湖田，建立起总面积达五万余亩的种福垸，进行传统的封建地租剥削。辛亥革命后到1916年止，全省新增矿厂至少在八千家以上，但这些矿厂98.9%均为土法开采。
1919年8月20日，一位作者在湖南《大公报》上撰文指出：湖南近代工矿业"其所以不能发达的原因，一则受了金融枯竭的影响，一则政府没有提倡实业的诚心，所以成了今日这种状况"。所谓政府无提倡实业的诚心，即是经济上"极冷"的文化心态在官员意识中的反映；而金融枯竭，当然是政治上"极热"的文化心理造成了社会动荡，致使拥有资金者观望不前所致。在这种经济上极冷文化影响下，湖南近代实业科技人才寥寥无几。1904年，湖南留日学生401人，占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的14%强，但其中学习实业技术的不足20人。这不足20人中唯一一位有成就的是范旭东。然而即使是这仅有的一位科学家也未能回到湖南，而是在天津创办永利制碱公司出名。1949年，湖南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9亿元，其中农业占83%，工业只占17%。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63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11人，约占1/6；然而在1950年成立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的15名理事长和理事中，却无一个是湖南人。（参见沈其新：《文化大轮回--湖南文化大发展的序幕》，《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忽视了理论的建构。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学风，是连接古代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纽带。它孕育了近现代一代又一代心怀天下、关注国运、为国捐躯的湖南人，它也是湖湘文化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实现现代转换，而成为一种既承续传统精华又获取时代基因的文化形态的希望寄托之所在。但是经世致用对于近现代湖南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诸多负面作用和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近世以来，湖南人虽然积极面世，但多表现为一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尤其是只想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把从政视为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于是造成一种浮躁的学风与行色匆匆的人生经历。近代学者王运的所谓"帝王之学"与杨度所扮演的颠来覆去的历史角色，就是这种学风与人生经历的充分体现。同时近世以来，湖南还是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大本营。儒家文化强调以仁政为内核的人治，过于关注现实生活，而缺少理性的思辩，缺少对于宇宙终极、人生终极作出理论的探讨。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的思想家们，大多是凭经验、直觉和感性的认识去从事学术研究与理论思维的构造，少有运用形式逻辑的思维去把握客体的属性和规律，去推导、构建规模恢宏的理论体系，故许多思想观念就难免显得杂乱无序，彼此孤立。同时过分地讲究实用，也就难以摆脱政治功利的影响，也容易使士人失去独立的学术品格。近代湖南人才辈出，但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军事类型的人才，在思想学术领域能引领风骚的人就逊色许多。（参见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73-77页。）这种局面的成因，似与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 责任编辑: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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